筑牢跑道安全根基－海南空管分局联合机场航司召开防跑道安全研讨会

我国现在人大代表已经实行县以下直接选举，但一些地方并没有落到实处。

罗格朗认为法律具有不可移植的性质。在沃森看来，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是弗里德曼，因为他在《美国法律史》一书中宣布自己不是把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一套规则或概念以及法律职业者的领地，而是作为社会的镜像"。

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通过西方的世界性扩张而广泛传播，并被作为现代国家的标准模式。与此相应，国外关于法律移植的研究不断深化，许多著述相继问世。首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是"不可加以贬抑的"强行规范。早在中世纪后期，伴随着商业的复兴，西欧就出现了跨国的商人法。但是，如果把所有"全球法"一概斥之为"西方强权政治"制造的"最小公分母" ，则未免过分简单。

为适应全球治理的新要求，联合国制裁机制得到了强化，因而它开始具有了法律的性质。罗格朗关于法律不可移植的悲观论自有其积极意义。[77]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13]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三提字第1号。从公共政策到司法政策，经由司法解释的转化是公共政策司法化的首要步骤。作为裁量基准依据的公共政策。要意识到，公共政策司法的法律效果，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必须要逐步改变我们目前以短期社会稳定为司法目标的做法，逐步改进我们的司法传统，使它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的市场经济、公民自由和民主诉求，进而助力于法律之治的真正实现。

四是审慎原则，即要严把案件事实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在充分理解法律精神、依法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审慎衡量、仔细求证，同时注意司法行为的适当性和必要性，努力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无疑增加公共政策司法执行出现偏差的概率。

实践中最为常见的情况分别为：一是要求刑事司法裁判基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好或者积极而酌情给予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情形。实践中的例子，如（200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8号。比如在（2013）珠中法执复字第3号文书中，法院认为：无论审判，还是执行，既要合法，也要合理，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实现情理与国法的协调统一。（二）司法整体外部运转的不稳定 一是司法程序的失灵。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法院的司法判决不仅是单纯的法律责任的判断，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可能造成一系列社会影响的司法决策。而也正是由于公共政策意涵及其所指对象的多样化，确保了其能够以一个较为灵活的方式参与司法裁判，进而增强司法的公共治理能力。[86] 当然，在进行利益衡量时，一般不能以牺牲较大利益而保护较小利益。[76]参见[美]史蒂文·凯尔曼：《制定公共政策：对美国政府的期待》，商正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15-216页。

[88]典型例子如（2015）吉行立终字第191号和（2016）桂民申字第413号。因此在法源意义上严格来说，相较于法律规则能够直接作为裁判依据，公共政策不能简单地作为个案的是非评断标准，不能简单地决定个案的违法与否，[70]而只能扮演一种对于裁判的宏观指导或者思维导向的角色。

那么这种对于纠纷中的利益所进行的分配与再分配，显然必须遵循利益衡量方法论的基本规则。从实践来看，对于公共政策这一话语资源，不仅当事人之间、当事人和法官之间会就此发生争夺，进而形成优势，占据主动并获得话语权。

[33]袁明圣：《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定位与适用》，《法律科学》2005年第1期。[36]换言之，当公共政策的法源地位日益突出或者司法程序越来越紧密地服务于国家政策实施方面的目标时，便会使得原本并不互相排斥的诉讼程序无法相对纯粹的保留着它的传统形式，只是其获得应用的频率越来越小，或者其在司法过程中得到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小。四、公共政策司法的风险评估 从过程性的视角来看，公共政策司法的风险评估主要包括对公共政策的内容、实施方式、施行后果三方面所进行的系统性评估。[94]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8页。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政策执行者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敢于冲破旧政策某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审时度势，积极主动灵活创新地解决实际问题，以摆脱因政策失效而造成的困境。[56] （二）对公共政策实施方式的评估 公共政策制定出来后，其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

为此实践中，上下级法院之间就会出现对公共政策的解释与再解释现象。换言之，要将公共政策这一法外资源运送进入司法裁判之中，往往需要借助对实体性法律规则的解释来完成。

[21]比如在（2015）聊民一终字第593号。因此，要提升公共政策司法的治理能力，就必须要在公共政策司法所开放出的问题里反思当下中国的司法发展，以期更好审视公共政策司法的同时，探索出司法的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从而在根本上提升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能力与公共治理的效果。

[29]然而公共政策进入司法，不仅会给司法裁判中的事实与规范都注入开放性结构与不确定性因素，而且双重开放性结构以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叠加，更会加剧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进而给追求确定性的法律实践带来了的挑战，从而削弱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能力。[64]See James E.Anderson，Public Policy-Making，Orlando.Florida：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84，p.136. [65][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7页。

此外，一些国家政策在地方化时，也会遭遇地方根据自己的需要，结合本地区或组织的实际情况和利益而制定一套灵活、可变、可操作的社会资源的再控制与再分配准则，而这套准则对其他地方和组织没有效果。[3]参见[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73]参见徐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这意味着当公共政策广泛进入司法、影响裁判时，要最大化且最优化地彰显司法的公共治理职能，就必须要在深入贯彻政策的公共意涵、彰显政策司法公共功能的同时，及时评估公共政策司法的风险并予以及时有效规避，降低或者免除因由法律异化与政策乌龙所带来的司法公共治理能力的削弱。

后者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公共政策司法能够达致政策实施的预期目标，最大化的实现司法公共治理的功能。更多分析，参阅李友根：《司法裁判中政策运用的调查报告——基于含政策字样裁判文书的整理》，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54]这其实意味着，进行一致性审查、确保公共政策适用的统一性，是法院的一项重要的法治义务。第一，通过司法解释的公共政策转换。

这样，包括公共政策司法在内的一切社会公共行动，都有义务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公共文化和法律制度提供基本的核心价值，奠定社会伦理与政治的一般基础，并为人生的意义（个人美德）问题指出一个规范性的方向。[4]参见顾培东：《当代中国司法生态及其改善》，《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

高级人民法院虽然并无制定司法解释的权限，但它却可以通过制定司法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转化公共政策，进而影响司法裁判。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由于公共政策法律化的程度不够，因而即便公共政策经由立法程序转化为了法律政策，但由于缺少与此法律政策相对应或相配套的具体性法律条文，进而导致公共政策作为裁判依据时，仍然留于抽象、原则层面而缺少具体且统一的法律实体标准，如此，法院引据国家政策作为民事裁判依据时易出现‘同案不通判的现象。第二，通过司法裁判的公共政策执行。[57]钱再见：《现代公共政策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页。

[74]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页。1．公共政策的合法性评估 只有作为一种非正式法源，公共政策才能突破法律制度的壁垒进入司法裁判。

换言之，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源，公共政策进入司法的前提，是要求其必须满足合法性的准则。[9]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2015）普民初字第1060号。

这一点，正如（2015）普民二（商）初字第1095号裁判文书所阐明的，对于合同条款简单从文字上、孤立的进行解释并不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因为正是由于公共政策的多元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开放性，一方面使得公共政策司法容易受到来自公共政策本身、政策资源、政策环境、政策执行机构以及政策执行者自身等多种决定性因素或关键性变量的影响，进而造成公共政策司法的不确定性。